作者／Daniel Greenberg
康帕聶（De Kampanje），荷蘭一間歷史悠久的瑟谷姐妹校，因荷蘭政府對該校家長所提出的刑事訴訟而被迫關閉，原因是它的課程並未遵守教育部所要求的規定。教育部依據查核報告作出結論，判定學校不符合資格，因為它沒有適當地評量學生。⋯⋯
自1990年代初以來，根據瑟谷模式的原則，世界各地陸續建立了許多瑟谷學校。這些學校有些為了生存而奮鬥，最終失敗了，但至今，有超過三打的瑟谷學校已經在運作中，還有許多學校處於起步階段。事實上，瑟谷學校的辦學指南包裹包含大量書籍、影音訊息等，通過我們的出版社出售。在過去的二十年中，已經有兩百多個團體購買了辦學指南包裹。
以全球的地理政治場景來看，你會以為瑟谷這種學校最容易獲得批准的地方是西歐，也就是美國之外擁有最悠久民主政治傳統的地方。如果你這麼想，你就徹底錯了。出乎意外地，要開辦一間像我們這樣跟傳統教育極端不同的學校，西歐反而是最困難的。
事實上，在英國、西班牙、法國（著名格言「自由、平等、博愛」的誕生國），要取得瑟谷模式學校的營運許可是不可能的。丹麥和德國的瑟谷學校營運非常困難，常須要妥協重要的原則。即使連聞名世界的夏山學校（Summerhill School，瑟谷採納了他們部份的前衛理念），也曾被英國政府威脅關閉，後來這爭論上了法院，夏山學校作出部份妥協，跟教育主管機關達成協議，才得以繼續運作。
康帕聶社群由創辦人克里斯特爾（Christel）和彼得．哈康柏（Peter Hartkamp）帶領，他們意志堅定、英勇盡力，尋找了所有的法律資源來維護在荷蘭合法辦學的權利，讓家長能合法送孩子到瑟谷上學。最終，教育部的最高行政法院否決了他們的上訴，然而高等刑事法庭也否決了對家長的刑事控告（註）。
我們和美國其他瑟谷學校得以自由運作，是因為全民的自由得到保障，而我們每天都應該感激這珍貴的禮物。
（註：歐洲國家對於教育非常重視，若家長未讓孩子接受義務教育，是觸犯刑法的。）
－
〈回應＂感謝自由＂〉（Responses to "In Appreciation of Liberty"）
瑟谷畢業生Brian Macaulay
2014/6/12
⋯⋯我很幸運能夠受益於瑟谷經驗，並且相信我因此成為更好的人。不幸的是，其他人沒有相同的機會，更糟糕的是，有些人可能發現了它，然後像這個例子中一樣將其奪走。
作為一個成年人，我大部份時間都在與未曾上過瑟谷學校的人互動。當我向他們解釋瑟谷時，他們通常會感到驚訝、有興趣，想了解更多，並且常常因為它如此與眾不同而感到困惑。我很樂意討論並分享我的正面觀點——但我不傳教。我並不覺得他們還受得了傳統學校，但也不堅持我的教育經驗適合他們的孩子。有時候，聽到某人的成長困境時，我相信他們當時如果在瑟谷學校會好得多。情感上我強烈希望瑟谷學校的數量會不斷增加，我只是希望這些人都能像我當時一樣有機會選擇，這樣的機會讓我預見、指望自己能過更好的生活。我從未認為目標應該是消除（教育的）現狀，並用我（期待）的價值觀取而代之。
⋯⋯以荷蘭的情況為例，恰好就是自由這個議題，他們喪失的正是自由。康帕聶可以是間瑟谷模式學校，也可以是間嚴格的軍事學校——重點是人們的自主權受到了限制。這權利是美國和西歐人堅信和維護的，那為什麼在教育政策上會有所不同？
以十九世紀晚期童工境況因而催化強制學校教育的論調，聽來很有說服力。我會毫不猶豫選擇讓一個八歲兒童週一早上去學校，而非去危險的工廠——如果只有這兩個選項，那當然沒有其他的選擇。
但這正好就是這種觀點的問題所在，它們以虛假的二分法為推論，把事物簡化為兩個選項，以為明智的抉擇都只是二選一。
我或許不希望我的孩子被迫坐在書桌前，被強迫灌輸當時盛行的思潮（例如優生學），但如果另一個選項是孩子雙手會在帽子工廠裡被砍掉，那我當然不會反對他上學。
然而做出選擇之前要問的問題是：這問題中假設的世界，是我們現在生活的世界嗎？可是大多數時候沒有人這樣問。
孩子特別容易成為這類論調的犧牲品。家長們希望──其實是他們的需要──保護他們的孩子。很多人都會毫不遲疑地說這是他們生命中最重要的事，也很崇高；但政策制訂者、倡議者為了某些利益目的，會知道並利用父母的這個弱點。
行銷是一個很好的例子。汽車廣告充滿了跟安全有關的訊息，且常常特別跟孩子有關。製造商知道，家庭想要擁有安全的汽車，安全資訊在廣告中普遍流行，也顯而易見；即使現代汽車的安全標準多數是立法的結果。
同樣的，廣告成功與否，也取決於虛假的二元對立呈現得多成功：「你可以買2014年X款小型休旅車，或是⋯⋯」然後播出刺耳的輪胎摩擦聲、玻璃破碎聲、救護車警笛聲。不過，汽車製造商賺取的，不過是個人的金錢。
而荷蘭的例子中，他們所掠奪的，是自由。
這從社會上的日常討論可看出來：「支持這項反恐措施，否則你就會葬身恐怖攻擊」、「支持這個社會福利政策，不然你就會餓死街頭」、「支持死刑合法化，否則你就是罪犯預謀殺害的對象」。
彷彿不做出支持的選擇就是個笨蛋，但事情不是非黑即白的。如果有灰色地帶，明智的人往往會更小心評估自己的選擇，且無論他們的決定是什麼，他們也比較不會在未經深思熟慮下放棄自由。
所以虛假的二分法不能允許灰色地帶，它想要造成即時反應和情緒性反應，它也必然會造成這結果。⋯⋯
這也是為什麼虛假的二分法最常用於教育層面。對父母來說，孩子的未來，深繫於父母的情感。因此，支持較多控制、較少自由的教育政策總是以這種方式來論述。
所有現代教育裡受歡迎的政策，都是這樣呈現：「選擇這教育措施，否則你孩子的人生就毁了」。在已開發國家，工廠大多數已經消失，論點也有進化，熱心者會以相同的邏輯來推廣「共同核心教學標準」（Common Core）、「有教無類法案」（No Child Left Behind）、各種其他標準化測驗的概念，或「每個學生都成功」（All Child Left Ahead）等政策——我承認我沒有細閱當前教育提案，但即使有，也不會有任何差別。
無可避免，大眾對傳統學校以外的其他選擇，會聯想到奇異的境況：孩子因為無法與一群六年級中國菁英學生競爭理工科（STEM，科學、技術、工程、數學）成績，因此成為無業、未受教育的流浪漢，必須在垃圾桶裡撿食物；但連這樣做也失敗，因為他不識字，所以一直在文具店後巷找吃剩的漢堡，而不是去麥當勞的後巷找。
只要你在孩子教育上放棄（傳統學校以外的）更多選擇，以上這些情境都可以避免。誰又會反對呢？
在美國南北戰爭之前，法律上和普遍觀點上都認為非裔美國人天生智力較白人低，因此利用他們作為奴隸（財產）完全恰當，合情合理。⋯⋯如同現代虛假的二分法一樣，奴隸制度建立在極不穩固的邏輯上。這對於生活在2014年的我們來說很明顯，但對當時的時空背景卻很不同。
如果你是（自由的）白人，從小被教導這世界上有一種跟人類相似的物種，但其實是動物，你會相信嗎？我想說不會，但我是錯的。如果我有生以來都被灌輸這個觀念，且從來沒有機會了解他們其實跟我一樣是人類的話，我根本沒有理由去懷疑。
這樣的文化限制了獲取資訊的自由，使我愚昧。但如果我曾跟一位奴隸相處傾談過，甚或只是讀過一些他們寫的東西，事情可能會非常不一樣。我大概會認為他的智力與我相同，或比我更高。我可能會開始懷疑他人之前告訴我的事。
一位奴隸的筆桿也許不足以起義或瓦解奴隸制度，但它可能會開始改變人心與思想。無論一個觀念有多根深蒂固，某些制度——例如奴隸制——必須經歷這麼多的審視，明理的人才不會再相信那些支持者。
我不會將奴隸制的邪惡與強制教育或任何現代社會制度畫上等號，但我的確看到它們非常明顯、重要的相似之處。兩者皆要求意識形態上的統一性，以讓現況能夠維持不變。它們容不下異類，即使是少數的。
所有不必要的兩極化爭論都是如此。即使不是所有奴隸都懂得讀寫，「非裔美國人不是真正的人類」的想法也會因自身的無知而不成立。一些相反的資訊就足以帶來改變，這是為什麼專制政權會將資訊控制視為必要手段。
這跟教育有什麼關係？相信他們的方法是唯一能避免讓孩子去拾荒的人，會認為即使是一間康帕聶也嫌多。康帕聶有在荷蘭社會製造出任何形式的「評量危機」嗎？或有培養出一整個傻瓜世代的威脅嗎？我不認為如此。
荷蘭一年有大約兩百宗單車死亡事故，大家會因而將販賣單車視為犯罪，並關掉所有賣單車的店嗎？康帕聶有兩百位學生嗎？差別在於單車騎士不會對任何人帶來意識形態上的威脅，不論有更多或更少人死亡都不要緊。在騎單車的範疇，兩百宗死亡事故是政府可接受的損失範圍，儘管政府若以送康帕聶上西天的方式來管控騎單車，便可輕易將騎單車死亡事故數字降到零。兩百位騎士死亡不算多，數量不明的未受評量學生，卻促使政府必須控管風險。
如前所述，我不會向朋友傳教般傳播瑟谷模式，我只會分享我的故事、聆聽他們的故事，然後我們各自繼續生活。但我的確注意到他們的反應和前述的疑惑。有時候有人事後會告訴我他們參訪了瑟谷網站，或在YouTube上看了關於瑟谷的影片，他們將會對此有所思考。
這很棒，也再次證明，我不需要傳教般宣揚我所相信的哲學。一個想法會存留或消失，取決於它自身的價值，但它應該被賦予這個機會。不幸的是，在這個例子中，掌權者並不這樣想。
－
原文出處
https://sudburyvalley.org/essays/appreciation-liberty
香港瑟谷中譯鏈結
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sudburyhk/posts/2963884330505941
翻譯／Hema Wu
審校／Michell Huang
Comments